自2015年药政改革以来，中国创新药产业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PD-1抗体、CAR-T细胞疗法、双抗、偶联药物、AI制药、mRNA、PROTAC、基因疗法等细分赛道涌现出了大量公司，并获得了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一些产品的问世更是填补了行业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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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2017年的和径医药是一家“住在”大学里的创新型制药公司，其管线中的项目都具备“源头创新”的特质。创立至今，和径医药与上海科技大学签署了6个合作项目，涉足领域包括肿瘤、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

  和径医药坚持从上海科技大学引进项目是基于怎样的考虑？“高校+企业”深度合作的创新药研发模式有何优势及意义？成立不到10年的上海科技大学是如何做到源源不断地产生具有转化潜力的项目的？未来5-10年，中国的创新药产业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近日，和径医药CEO曾雳博士及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舸博士对这些问题进行作答。

  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舸博士（左）与和径医药CEO曾雳博士（右）

  第一个密切合作的5年

  和径医药成立之初就有着与国内其他制药公司不同的使命——将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带着这份独特的使命，2017年12月，和径医药获得了上海联和投资、药明康德、再鼎医药、千骥资本以及浦东科创投1亿多元的投资。

  曾雳表示：“和径医药是在政策、创新和资源三方面的有利大环境之下应运而生的。政策方面，从 2015年开始进行的药品审评审批改革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指明了方向以及铺平了道路；创新方面，当时成立仅4年的上科大已经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了完善的组织建设和一流的科研产出；资源方面，制药行业吸引了大量资本为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也积累了一批经验丰富和视野开阔的创新人才。在这样的基础上，和径医药希望通过与上海科技大学建立合作联盟的方式，开辟一种差异化的创新药研发模式。”

  “自2013年9月创办以来，上海科技大学一直将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作为为社会服务的主线之一。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壁垒，导致壁垒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研究者一直做着兴趣驱动的研究，其研究方向远远偏离了产业的真实需求。和径的‘径’，即路径，我们希望通过‘和径’这座连接科学家与产业界的桥梁，修正科研方向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偏差。“江舸补充道。

  2018年2月，和径医药与上海科技大学签署了第一份战略合作，开启新药转化之旅。在这项逾一亿美元的合作中，和径医药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基于配体导向的蛋白质降解技术平台（PROTAC）的小分子抗肿瘤药物的全球开发许可权。2018年3月，和径医药正式搬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内，与免疫化学研究所、iHuman研究所在同一座建筑内，同时也毗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双方的深度合作拉开序幕。

  经过5年的密切合作，基于从上海科技大学引进的项目，和径医药搭建了丰富的产品管线。2022年9月16日，和径医药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已正式受理其新一代强效、选择性、口服生物可利用的表观遗传学靶点EED抑制剂HJM-353的IND申请。

  HJM-353目标适应症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临床前数据表明，HJM-353在多种小鼠异种移植肿瘤模型体内药效研究中展现了优异的肿瘤生长抑制作用。目前和径医药也在准备向美国FDA递交临床试验申请。

  除HJM-353外，靶向EGFR C797S突变的蛋白降解嵌合体（PROTAC）是和径医药另外一个进展较快的项目，目标适应症是对三代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临床前候选化合物（PCC）的筛选。临床前数据表明，候选分子是一款强效、可口服的蛋白降解剂，对EGFR单突变、双突变及三突变均具有纳摩级的活性，在多种小鼠异种移植肿瘤模型中也显示出明显的抗肿瘤活性。据悉，该项目预计在2023年初开展pre-IND研究。

  据曾雳介绍，上述两个项目都是处在相关靶点和技术的全球研发前沿，这些项目均彰显了和径医药坚持“源头创新、靶点前移”的发展策略。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得益于公司与上海科技大学的“深度合作”。

  上海科技大学作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和创新型大学，在生命科学方面产出的国际一流研究成果，截至2022年9月底，生命科学方面以第一单位和主要完成单位累计发表29篇CNS论文，为和径医药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创新源泉。曾雳表示，“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和iHuman研究所开展的深度合作能够让和径医药在管线搭建上接触到最前沿的研发成果，保持创新的先发优势，例如2018年与上海科技大学达成的第一合作使得和径医药成为国内最早布局PROTAC的公司之一。”

和径医药CEO曾雳博士

  谈及如何选定想引进的项目？曾雳分享了三个评价维度：需求的广度、创新的高度和合作的深度。首先，候选项目需要能对应明确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其次，候选项目必须是有差异化的、源头创新的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力；最后，双方能否达成深度合作的共识也很重要，因为创新药研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付出全力对于提高新药研发成功率非常关键。

  作为院校方，更愿意把“原始创新成果”交给什么样的公司？江舸简单总结为：既有做药决心，又有做药条件的公司。他说：“首先，我们会选择‘价值观一致’的公司，也就是真正想把这种‘原始创新’做成药的公司。其次，我们会看一家公司的专业性，包括其团队是否有足够系统、前瞻的产业视角，是否有足够丰富的新药研发实战经验，公司是否有进行早期药物研发的条件等。此外，我们还会考察一家公司的资源，包括现金流或融资能力。一款新药从源头的‘科学发现’到最终的‘获批上市’，是一场漫长的接力式马拉松，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充足的‘资源补给’，很难跑完全程，更别说取得胜利了。”

  打造中国创新药研发新模式

  和径医药与上海科技大学的这场新药研发合作长跑已经跑了5年。江舸认为，如果想要弥补具有转化潜力的源头创新的不足，国内的一些高校需要进一步“打开”校门，让老师和学生去了解和拥抱社会的需求，开展真正有转化价值的研究，树立正确的“科研目标”。

  “我在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任执行所长时，经常提醒科学家们，要‘眼中有病，心中有药’，发CNS并不代表‘功成名就’了，只是刚刚站在了新药研发接力式马拉松的起跑线上，将我们源头创新的成果转化为一款新药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江舸说道。

  除了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对于科研成果转让、许可，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逻辑：第一，让市场去选择项目，上海科技大学并没有设立创业种子基金来支持学校科研项目的转化，而是让这些项目真正接受具有产业化经验的公司的挑选，这样挑出来的项目更有可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第二，降低转化门槛，对于有潜力转化的项目，上海科技大学会在首付款方面降低障碍，让更多的项目跨过“第一道门槛”，这是一种长远的眼光；第三，转后赋能，在授权相关项目后，上海科技大学会提供长期的“转后赋能”支持，尽学校所能帮助企业达成新药研发的每一个里程碑。

  据江舸介绍，与和径医药过去几年的深度合作，不管在帮助上海科技大学师生了解生物医药产业真正的需求方面，还是在加速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不断有成果成功转化，真真实实地将论文变成可治病救人的良药，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感会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学子们更加坚定在上海科技大学这片热土“做成药、做好药”的信念。

  据透露，接下来，上海科技大学与和径医药将继续在学术交流、人才互动及项目转化方面加强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科技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未来医学中心”和承担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任务的研究型医院，和径医药也在筹划与上海科技大学在临床研究上的进一步合作。

  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舸博士

  江舸表示：“‘高校+企业’长期深度合作这种创新药研发模式在‘源头创新’、开发first-in-class药物方面具有优势。如果未来这种创新的模式能够在国内得以普及，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团队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出创新成果，进而越来越多的源头创新项目会流向产业界，使得企业把人力和精力投入在真正有转化价值的项目上，最终提升国内创新药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加安全、有效的新疗法。”

  做创新药要有使命感

  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的创新药研发经历了几次迭代和升级，对中国创新药的未来，曾雳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有提高生命长度和质量的需求，开发创新药就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把时间轴从几年拉长到几十年甚至更长，把目光从创新药行业扩大到其他领域的创新，可以发现创新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目前，有很多人还用不上有效的药物，有很多疾病还无药可用。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我认为中国创新药研发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应该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引领下，我相信中国的创新药研发会步入全新的轨道。”江舸补充道。

  对于5-10年后，中国创新药产业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曾雳预测10年后，中国的创新药开发会有三个方面的趋势：第一，行业会出现去同质化和资源整合，各类协同合作更加普遍，真正有源头创新能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公司将脱颖而出，做大做强；第二，创新的热门疾病领域会从目前的肿瘤和自身免疫向神经退行性疾病扩展，精神类疾病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第三，会出现一批同时拥有科学背景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商业敏锐度的职业经理人群体，他们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开阔的视野和成熟的心智，将来会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

  做一位主动走出去的CEO

  事实上，曾雳本身就是一位兼具科学背景和产业经验的“医药人”，他于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化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并于2005年到200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化学生物的博士后研究。之后16年的职业生涯历过外企（诺华、礼来）、民企和初创公司，拥有在医药行业丰富的研发和管理经验。

  2021年12月，曾雳博士正式加入和径医药，担任首席执行官。对于为何选择加入和径医药，曾雳表示，过去十多年经历多种类型的制药公司，使得他深知一个公司的战略定位对于其竞争力起到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和径医药最吸引他的是公司“源头创新的模式”及背后雄厚的资源。和径医药早在2017年就前瞻性地进行源头创新的布局，身体力行立足于早期创新药开发。同时，和径医药坚持的这种模式背后也有着多家知名长线投资机构以及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源源不断源头创新成果的支持。

  曾雳上任之时，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带领公司发展。在过去的9个月里，曾雳做了两大重要变革：第一，管线梳理。以PROTAC管线为例，和径医药在过去几年其实围绕这一技术建立了丰富的管线，基于过往的药物研发经验，经过优化和调整，他决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EGFR靶向PROTAC上。第二，主动出击。上海科技大学因源源不断地产生原创性科研成果，企业要主动出击，在更早期去挖掘项目。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他自己走出去，成为一名“主动走出去的CEO”。除了走进实验室，未来他还将更多的走向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

  做一家能被“津津乐道”的公司

  中国有大大小小的Biotech公司，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一家Biotech公司的成功？对此，曾雳说：“成功的biotech公司各有各的成功方式，但有一条衡量成功标准是通用的，即是否创造了临床价值、社会价值、商业价值。借鉴欧美的过往经验来看，成功的Biotech公司大多数都专注在自己擅长的研发端，能够持续不断地为能解决未满足临床需求的项目或技术的转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继续做一家小而美的Biotech、被收购或者脱颖而出成长为下一个大型跨国企业，这家Biotech都是成功的。”

  此外，曾雳透露了和径医药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1）研发方面，希望能够做出有差异化和临床价值的原创新药，有2-3款药物进入注册性临床的阶段甚至有产品获批上市；2）对外合作方面，希望能够与一批优秀的企业共同推进产品尽早惠及患者，通过权益转让为公司带来1亿美元的现金收入；3）行业影响方面，希望和径医药的模式能够成为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业内公认的一个标杆，激励更多“高校+企业”深度合作类似模式的公司成立。

  “历史上很多重磅新药都是小规模的Biotech公司或者科研院所完成早期研发，然后借助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完成了后期开发和商业化来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有一款惠及千万患者的重磅新药产品问世时，大家能够津津乐道，‘我知道，这个产品最早是由和径医药完成前期研发的’。”曾雳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