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3月1日电（王坤朔）滴答的机器声，冰冷的灯光，命悬一线的患者……在很多普通人眼里，跟死神赛跑的重症监护室（ICU）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对重症患者的关注将重症医学再次推向了焦点。

“重症医学在中国是相对‘年轻’的学科。在重大灾害来临，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短时间内会产生大量重症病人，重症医学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救治意义。”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康焰说。

康焰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支援武汉抗疫的“重症八仙”之一。他从2020年初开始，便辗转奔走在抗疫一线，救治全国各地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他所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集中收治的危重伤员治愈率打破了当时的国际纪录，由此而声名鹊起。日前，新华网专访康焰，作为华西重症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和带头人，请他来给大众介绍重症医学这一生死攸关的专业。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康焰

监测+支持，解除患者危机

新华网：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重症医学这一专科？

康焰：重症患者最显著的特征是由于原发病或者原发伤情，导致多个重要生命器官的损伤，专业说法叫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一旦病人出现这种情况，死亡的风险便急剧上升。

针对重症患者的特征，重症医学最核心的工作是两个：一是监测，二是支持——监测可能受到损伤或影响的器官的功能，通过现有的仪器设备，关注器官功能的变化，对可能出现的异常给予积极支持，保证器官处在正常工作的状态，这样就能有效避免原发病的打击，或者原发创伤所带来的其他器官功能的受损，最终来提升患者的救治希望。

很巧的是，重症医学在临床的科室叫做Intensive Care Unit，即大家熟知的ICU，英文谐音就是I See You,意味着“我看着”，恰好展示了我们重症医学的特征——随时看护和监测病人的一举一动，给予相应的支持，把病人从危机的状况下挽救回来。

重症医学本身发展的历程比较短，中华医学会在2005年才正式成立了重症医学分会，其发展也就是20年—30年的时间。大众对重症科开始有一些认识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伤员被集中到重症医学科救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此开始，在突发的公卫事件救治中，行政管理部门、卫生管理部门都对重症医学予以高度重视。

在对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重症医学的救治价值。在类似的公共事件中，重症患者和伤员的死亡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说是核心指标。我们整体的救治水平到底怎样，其实一个指标就是看能挽回多少生命，而重症医学就是针对最急危的重症人群。

抗疫中，大众应该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重症救治资源前移”的概念，为什么要前移？这也是多年来，在重症患者救治过程中，大家逐渐总结、积累出的经验，即对器官功能的监测、干预进行得越早，效果越好，如果在器官功能损伤的萌芽状态，我们就把损伤阻断，那么之后就不太容易发生器官功能损伤。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死亡率最初是比较高的，当重症资源介入后，死亡率急剧下降。有了前期的经验，后续面对其他地区的散发情况，重症医学在第一时间就参与救治，因此在武汉之后的多地救治中，我们大量的精力是预防患者不出现重症，有力地将重症病人的救治成功率提升上去。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康焰接受新华网采访

重症医学团队建设亟待加强

新华网：重症医学未来发展重点在哪里？

康焰：我认为仍然是团队的建设。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我们的监测、支持设备越来越好，种类也越来越繁多，可靠性、精准性都越来越高，但是如何合理、科学地应用这些设备和技术，很考验团队的能力。

在这次抗疫中，体外人工膜肺ECMO备受关注，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可以救命，但它对团队的要求很高——患者是不是真的适合和需要用ECMO？上了ECMO，支持心肺后，还包括肾脏、感染、营养、体液治疗等一系列综合工作，团队是否有能力管理？如果没有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团队，上了ECOM之后患者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设备本身也会带来凝血等众多问题，如果有任何一个并发症控制不好，都会给病人带来灭顶之灾。好的技术，一定要依赖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才能运转。

在对抗疫情的过程中，重症医学在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专业队伍建设的数量和质量还远远不够这一短板。所幸，重症医学已经获得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包括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内的一系列举措都被提上了日程，相信由此重症人才的培养能够进入快车道，这对重症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有力地推进。

激发医学生对重症医学的兴趣

新华网：您也是医学教育者，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有哪些思考？

康焰：我从事重症医学已经有30年了，作为医学院教师的时间还要更长，我们谈到，目前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大重症医师团队建设，所以我在教学中，会尽量去激发学生对重症医学的兴趣，让更多学生愿意投身于此。

例如，我曾在临床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分享自己在武汉抗疫的历程，告诉同学们重症医学能干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如何把危重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通过这些事例去引发学生的共鸣。在日常教学中，我会注意激发学生对于重症医学的兴趣，让他们愿意投身其中。

新华网：您对未来有志于从事重症医学的年轻人有哪些话想说？

康焰：重症医学能满足你对医学的所有想象——这是我曾在“开学第一课”上给学生们讲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的医学生想当内科医生，有的想做外科大夫，有些想做超声等影像医生，但不管你做哪个专业，如果你选择了重症，所有这些专业知识你都要掌握——你要像内科医生那样去抽丝剥茧地找到病人损伤的最主要原因在哪，又要像外科医生那样在紧急情况下做手术，还要懂超声来给病人做诊断、监测和评价。在重症科，内外妇儿各种各样、各个年龄层的病人都有，医学上的十八般武艺都有用武之地。

所以我跟学生讲，重症医学能满足你对医学的所有想象，这的确也是做了这么多年重症医学后我自身的感受。

血管导管在为治疗提供便利的同时，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新华网：ICU患者免疫力低、有创操作多，发生感染的概率高。其中，深静脉置管有发生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风险，如何降低感染发生？

康焰：在ICU病房，要管好重症病人的三条管子：深静脉管路、呼吸机管道和尿管，称为“三管”感染防控。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就是深静脉置管导致的感染。

为了对重症病人实行监测和支持，需要建立通路。给病人插深静脉导管的作用同样如此，那么首先就要看患者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管路，有严格的适应症，一旦放了导管，该如何管理？在过去，我们对血管导管的风险认识不足，认为导管很方便，但导管为救治提供便利的同时，还隐藏着巨大风险。

对于血管导管的管理，我们早就制定了严格、趋于完善的流程，例如判断一个病人是不是需要插管，消毒范围多少，手术巾多大，对操作者水平和经验的要求，插管后的巡查和护理，不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拔掉，尽量缩短导管在体内的时间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

为何要如此严密地管理这根导管？因为一旦出现合并性感染，患者的医疗风险就增加了，住院时间长，相应的医疗费用增加，耗费的治疗人员也增多。所以，哪怕对于这样一件很细致的事情的安全管理流程，带给病人的不仅是这个导管的安全，是整个医疗过程的安全。